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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企所占经济资源取决于国家向国企投入多少

民企所占经济资源取决于国家向国企投入多少2019-02-21 09:10:01 来源：界面分享到：张春霖认为，国家应该要求，国有资本所带来的回报率和市场水平的回报率相当，这也是最近热议的竞争中性原则的要求之一。而朱恒鹏则针锋相对地提出，如果真对国企回报率做出具体要求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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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末年初，《比较》编辑室在北京基金小镇召开了一场生动的“国企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”研讨会。研讨会由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主持，《比较》编委、供职于世界银行金融、竞争力和创新业务部任民营经济发展专家的张春霖做了主题发言，对国企改革、国有资本布局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，来自社科院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、财科所和中央党校等机构的十多位专家畅所欲言，就相关议题发表了各自看法，其中不乏对张春霖的观点提出的反对意见和建议。

在开场部分，主持人、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简单回顾了这一话题的舆论流变过程。他说，2016年一季度，中国民间投资增速出现坠崖式下滑，而此前民间投资比政府投资增速更快。有些人用“脱实向虚”来概括这一变化，即实体经济回报太差，而金融市场回报太好，所以实体投资的积极性不高。到2018年初，中诚信董事长在亚布力发表了慷慨讲话，社会一开始关注的还是东北的营商环境以及民营企业的待遇，此后媒体渐渐聚焦到民营企业的债券融资、股票质押等问题的恶化，最终汇合成国企民企身份的大讨论。到2018年10月底，习近平主席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，给民营经济带来定心丸。

张春霖在主题发言中讲了四个观点：第一，人民用自己的钱投资办企业是一项权利，所得收入不是剥削；政府只有保护之责，无“消灭”之权。第二，国企不同于民企之处在于，民企是人民用自己的钱开办的，国企是国家向人民征税开办的。第三，全社会经济资源中民企可以获得多少，在杠杆率一定时取决于国家向国企投入多少国有资本。第四，国有资本在经济当中的角色应该以不挤出民间资本为原则，主要投入到民间资本不愿意、没有能力投入的领域。

国有企业是国家向老百姓(51.120, 0.00, 0.00%)征税来开办的

张春霖说，目前需要从思想上反思一些问题。

第一，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，人民花自己的钱投资办企业，这是一项权利，政府只有责任去保护，没有权力去“消灭”。在中国目前情况下，一个民营企业所有者的收入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。一是企业家本人的经营管理劳动本来应该得到的报酬。一个经营者如果去给别的公司做CEO，也能获得很高报酬。二是他给企业发展提供了资金，应该有利息收入。第三部分是企业主承担风险所应得的报酬，这部分可称为保费收入。做生意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。生意成了收入大家分配，一旦做砸了，首先赔钱的是企业主。既然承担了风险，就应有相应的回报。这种回报的具体形式就是，赚的时候可以赚得很多，亏的时候也可以倾家荡产。

所以老百姓投资办企业，所得到的收入实际包括三部分：劳动收入、利息收入和保费收入。我们需要承认，投资办企业是一项权利，所得到的收入不是剥削，政府的责任是保护人民的这一项权利，哪怕是一百年之后都不能够“消灭”，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。

第二，民营企业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开办的，国有企业是国家向老百姓要钱开办的。或者说，国有企业是国家向老百姓征的税来开办的。老百姓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消费，一部分储蓄，还有一部分交到国家手里了。简单理解，就是通过纳税交给国家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比如从2007年到2017年，国家投入到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总额大概增加了39万亿。如果国家不把这39万亿投入到国有企业，就可以在财政开支不变的情况下减少税负39万亿，或者在财政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财政开支39万亿。国家投入到国有企业的开支，和国家运用到教育卫生国防等方面的开支，本是从一个锅里捞出来的。前者减少多少，后者就可以增加多少。

当然，历史过程比较复杂。计划经济时代，工农产品(5.420, 0.00, 0.00%)剪刀差是国家从农民手里拿钱的一个主要办法，而城市职工的低工资是国家从城市劳动者手里拿钱的一个主要办法。老百姓的私人储蓄和他交给国家的那部分，是此消彼长的关系。1978年全国人民的人均银行储蓄是22.9元，当时大概相当于50斤大米。所以，计划经济可以说很成功，因为它把老百姓可以储蓄的资金都集中到国家手里办大事，办国有企业。留给老百姓自己储蓄的只是零头。

改革开放后，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落到老百姓手里，由个人去投资，然后才有了乡镇企业、民营企业。国有企业事实上仍然是靠国家用各种手段从居民手里征集储蓄，包括把本来应该惠及全民的国企利润留在国企。所以，在一定意义上，国家所有制是一种集中国民储蓄的机制。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，居民部门向企业提供劳动、提供资本，企业生产出来以后把产品和服务卖给居民部门。这三件事情都通过市场来完成，劳动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提供给企业的，资本是通过资本市场提供给企业的，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是通过产品和服务市场销售给居民。而计划经济时代，则把三个市场都取消了。产品和服务通过计划分配到五级批发站，到零售网络分配给居民。劳动力由劳动部门、人事部门给安排工作，进入企业。资本则是靠财政和银行，把老百姓的储蓄集中起来，再投资投到企业去。于是企业就变成国有企业。

国家所有制其实是在取消了市场的情况下集中国民储蓄的一种机制。而且国家所有制被设计出来时就是要一统天下的，叫做社会大工厂。中国走到现在这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，是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妥协的结果。

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补充了类似看法。他说，在公共政策比如医疗领域，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允许社会力量办医，为什么要允许民资办医。其实问题提反了，应该问为什么要办公立医院，其实老百姓开医疗机构是天赋权利，而让老百姓交钱给政府，再去开公立医院，这是要和老百姓商量的。

民营企业所占经济资源，取决于国家向国企投入的多少吗？

张春霖在演讲中说，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体制下，民营企业在全社会的经济资源中能得到多大比重的投入，取决于国家向国有企业投入多少国有资本，这个此消彼长的总闸门掌握在国家手里。

他举例说，如果国家投入到国有企业的资本总额为50万亿，杠杆率是2比1，那么，50万亿的股权资本可以调动100万亿的债务融资，国有企业所占用的资源表现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就是总资产150万亿。由于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在任何时点上都是给定的，所以民营企业可以获得的经济资源，取决于国家投入到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总额。如果国家决定，下一年年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要从50万亿增加到60万亿，在杠杆率不变的情况下，全部资产就可以变成180万亿。民营企业所得到的经济资源，就是总量减去180万亿。

有种观点认为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共同发展。比重谁大谁小，由市场竞争来决定。张春霖说，他不太赞成这种观点，因为总闸门控制在国家手里。当然，政府目前似乎没有特意调控这个总量，或可称为自动驾驶状态，即完全听凭各种经济力量的角逐来决定。所以他提出的政策建议是，国家应该主动调控投入到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总额。因为历史的投入已经是既成事实，所以调控的目标应该是增长率，比如今后十年有多高的增长率。过去十年基本上在10%-20%之间，而且是在国有资本的回报率逐年下降的情况下，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。今后应该按什么样的数额来增长，这是国家需要考虑和调控的。

来自社科院的朱恒鹏对此表达了不同意见。他目前聚焦医疗改革研究，此前也长时间参与国企改革研究。在他看来，当国有经济占很大比重时，价格就不是由市场决定的。计算民营资本占用的资源时，如果用全社会经济资源减去国有资本所获资源，这种算法有问题，因为都是静态数据。全社会总资产会因为国有和民营的比重而变动，不是一个静态数据。也许民营经济占到90%以上时，社会的总财富是100万亿，而如果国有经济占90%，这个社会的总财富就是另一个规模。所以，用全社会资本总额减去国有资本总额来计算民营资本可使用的资源，不太合理。两者占比结构不同，竞争环境就会不同，财富总额也就不一样。

张春霖还认为，国家应该要求，国有资本所带来的回报率和市场水平的回报率相当，这也是最近热议的竞争中性原则的要求之一。他举例说，假设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参加同一个投标，如果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回报率要求很低，或者根本没要求，民营企业可能根本无法中标。因为国有企业不怕赔钱，赔了也没事，没人追究回报率多高。如果对国有资本的回报率要求低于市场水平，那么国有企业事实上得到了一笔补贴。

而朱恒鹏则针锋相对地提出，如果真对国企回报率做出具体要求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他说，当国企和民企去竞争同一个项目，如果政府要求国有资本的回报率和市场水平相当，那么，政府可以以各种理由管治这个市场，最后也能保证国企的收益率，这就有点舍本逐末了。所以朱恒鹏认为，在讨论竞争中性的时候，需要考虑权力配置不一样的前提，其实没有纯粹的由市场决定的收益率。

针对张春霖所打的“自动驾驶”的比方，主持人钟正生补充说，国家在资源分配上看似是自动驾驶，实际上是闭一只眼睁一只眼，或者说在市场准入上有政府调控的因素，有一只“看得见的手”在发挥作用。 张春霖回应时表示赞同，他说，除了市场准入，地方政府层面上还有其他看得见的手，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、政府引导基金，很多情况下是把税收收入直接拿过来投到政府引导基金，并规定必须投在自己的省里，必须投在什么行业，甚至必须投在什么企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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